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深圳?
2022-05-07 09:17:45 文档来源: 宋丁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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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身居中国的青春之都——深圳,不免心中泛起几多联想。我来深圳三十年,人渐渐老去,而深圳依然年轻,2000多万人的新兴大都市,平均年龄不过33岁,每每看到大街上一群群行色匆匆的年轻人,就仿佛看到了这座青春城市的希望。

然而,近两年来,面对美西方的高压和新冠疫情的干扰,深圳的青春活力似乎受到了一种难言的挤迫,整个城市变得迟缓起来,“迟缓”的最突出表现就是经济增速方面了。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深圳今年一季度的本地生产总值增速仅为2%,创下特区成立42年以来的新低,大幅低于全国平均4.8%的增速,也低于北上广,低于广东各市。

很多深圳人有点不适应这种“迟缓”,甚至有一种被其他城市踩踏的感觉,毕竟,多年来深圳都是经济增速的领头羊啊。

当然,深圳有一个拿得出的理由:疫情。几乎整个一季度,是三年来深圳疫情最严峻的时刻,反反复复的疫情,时断时续的封控,被迫打乱节奏的经济流程和产业链供应链,大大影响了深圳的科技制造业、贸易进出口、物流、金融、庞大的城市服务业等等。

然而,我记得,去年深圳并没有今年一季度这样严重的疫情干扰,可是深圳去年全年的经济增速是6.7%,同样明显低于全国平均8.1%的增速,也低于北上广,低于广东各市。

所以,单讲疫情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去年又是怎么回事呢?我想起来了,去年的主要理由是:科技巨头华为营收由于美国的打压而出现大幅下滑,直接把其总部所在的龙岗区的经济增幅拖拽为负值,-7.6%,严重影响了深圳整体经济增速;另外,深圳在以二手房参考价政策为主导的房地产政策调控下,楼市一路下滑,同样对深圳的经济增速下降带来明显影响。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例如外贸订单的减少,等等。

从去年到今年,深圳仿佛进入了一个特殊的通道,一个经济徘徊、后靠、迟缓的通道。然而,恰恰是近几年来,国家给予深圳一系列的榜样性“担当”: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本世纪中叶全球标杆城市、全国综合配套改革方案及授权清单执行城市、前海扩区方案执行城市、深圳都市圈核心城市、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执行城市,等等,加上传闻中的深圳将被列入国家中心城市阵容,这让深圳陡增了太多的光环。

耀眼的光环之下,是日益徘徊、后靠、迟缓的经济增速,这似乎很不协调。是深圳快速奔跑了几十年,跑累了,想慢下来稍稍歇一歇?应该不是啊。我在日常与深圳各界接触过程中,无论是政界、企业界、学术界,还是形形色色的普通市民,他们对深圳的认知、感情和期待都一如既往,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认为深圳从本质上已经出现滑落,但他们的确承认深圳经济的徘徊、后靠、迟缓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而有一部分人则开始怀疑深圳的动能不足,甚至有人开始暴露出失望的情绪。

以我来深圳三十年的感受看,当前的深圳,是特区成立以来市民对这座青春城市表现出来疑惑情绪最明显的时代。即便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姓资”、“姓社”的大论战时代,还是九十年代“深圳,你被谁抛弃?”的质疑时代,仰或是本世纪后“特区不特”的回归时代,都没有如今这样的彷徨与徘徊,感觉是一种前进方向日益朦胧的感觉。

为什么?因为在那些年代,深圳并不太理会那些无聊的社会情绪,而是坚定地在改革开放向前闯的征程上一路前行,长期创造着在全国最快的经济增速。显然,这些增速只是表象,内核的价值正是深圳作为特区城市固有的改革精神和创新价值观。

那真是让人心驰神往的境界,每一个深圳人都充满激情和向往,他们从祖国乃至世界的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四十多年中汇聚了超过2000万的人口,他们不惧生活和工作条件的艰苦,一心闯荡深圳这个中国最前卫的“江湖”。

正是在这“闯”与“创”的疾风暴雨中,形成了深圳著名的“小政府、大市场”、“小政府、大社会”的城市管理模式,建立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经济运行机制,诞生了华为、比亚迪、大疆、腾讯、平安、招行、深投控等一系列威震全国乃至世界的著名企业,也把深圳送上了全国经济第三城的高位。

如果总结一下,四十年来,深圳的成功就得益于八个大字:敢闯能创,敬畏市场。当然,背后还有:中央授权,毗邻香港;从人群特质和精神价值观的视角看,还要加上:青春当道,特区理想。也正是由于这些独特的条件,使得很多内地城市前来学习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深圳经验真的好,条件不够学不了。

如今的深圳,中央仍在持续授权,毗邻香港的基本事实依然存在,依然是年轻人当道天下,而特区也升级为先行示范区。但是,形势显然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央授权的事项已经到了改革的深水区,很多事项需要更加复杂的条件才能落实,而毗邻的香港近年来因港独事件和疫情干扰,经济也在下滑,经济总量已经被深圳超越;深圳尽管仍然年轻,但青春之都裹挟的高亢理想似乎有些疲惫,曾经的“敢闯能创、敬畏市场”的八个大字也变得不那么爽亮了。

年轻的城市似乎过早地背负了中年的沉疴和压力,深圳似乎有一种朦胧的反向能量,在试图雪藏起当初特区成立时的初心。

这引起了多年来曾经的深圳创业者和深圳一大批年轻的后来者的深思:这是我们需要的深圳吗?不是!这是中国需要的深圳吗?不是!

新老深圳人都试图从纷繁复杂的特区档案中重拾初心。以此为宗旨,他们提炼出了四十二年里这座青春之都一直在探求之中的那个紧扣人心的问题:

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深圳?

这是深圳人对自己的最有力的一种鞭策,就是要把这座特区城市的灵魂交给时代,呈送国家,馈赠世界。几十年来,不问西东,无论正负,都完整地呈现出来,是经验就奉献,是差错就矫正。

特别是当前形势下,深圳面临一系列的困局,是深圳人就不会也不需要遮掩,一定要把自己的困顿大胆地说出来:

第一,城市整体运行上的内地化现象日渐突出。

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这些年来,这座以改革开放为特色的城市在整体运行上日益凸显出内地化的现象,主要表现就是,改革创新的氛围不那么浓了,因循守旧的格局变大了,突破旧框框的胆量变小了,讲话越来越套路化了,办事越来越中规中矩了。

第二,“闯”与“创”的精神在退化。

邓小平对深圳经验有一个准确的解读: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后来深圳又把自己的经验加了一个“能创”,四十多年来,深圳就是在这种“敢闯能创”的氛围中发展壮大起来的。现在,深圳的敢闯能创精神依然存在,但已经有了看得到的退化的迹象。例如,科技领域里闯与创的重要表现是独角兽企业的成长,当年的华为、腾讯都曾是独角兽企业的佼佼者,那个时候,深圳的独角兽企业成长在全国遥遥领先,而到了2021年,据长城战略咨询发布的《2021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目前深圳独角兽企业数量32家,已经落在北京(117家)、上海(84家)、苏州(39家)、杭州(37家)之后,仅名列第五位。

第三,深圳经济的主力军——民营企业普遍呈现彷徨心态。

在深圳,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现象是:北上深对比中,北京的央企(国企)强大,上海的外企强大,深圳的民企强大。深圳的八大世界500强企业中,有七个是民企或股份制企业,国企仅有一家2020年评出的深圳企业500强中,民营企业为422家,占比超过84%。深圳民营经济的确强大,已经占到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占对外贸易的45%,占税收的50%,占GDP60%,占科技创新的70%,占职工就业的80%,占企业数量的90%以上。

然而近年来,深圳的民营经济遭遇了疫情拖累、转型困局、融资困难等,一向以来践行闯与创的民营企业变得有些彷徨,有些缩手缩脚了,该融资的融不到了,该拓展的放弃了,有的搬迁外地了,有的关门倒闭了。昔日红红火火的民企界,被一种彷徨和迷茫的心态和预期所笼罩。

第四,外部高压下业界出现无奈退缩的现象。

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深圳经济具有突出的开放性和外联性特征,例如,深圳的外贸进出口已经连续30多年名列全国城市第一。深圳的高科技企业,如华为、中兴、大疆、比亚迪等等,其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量也非常大。然而自美国特朗普登台后,中美贸易战日益严峻,深圳成为国内遭受外部高压最严重的城市,案例很多,如中兴遭遇了美国的严酷压制,无奈退缩;华为的5G技术和手机终端业务也遭受了美国的围追堵截,导致去年全年的营收大幅下滑28.9%至6340亿元人民币,等等。

第五,国家城市双重“人地错配”不断加剧结构性失衡。

深圳是全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六普到七普的十年间,净增700多万,平均每年70多万。然而,深圳在全国超大和特大城市中又是土地面积最小的城市,只有不到2000平方公里的市域面积。多年来深圳经济突飞猛进,去年GDP已经迈入万亿大关。深圳有能力利用更多土地为国家做出更多贡献。

然而,过去一些年来,深圳却遭遇了国家层面的“人地错配”。国家一直没有给深圳合理的扩容,导致深圳的土地开发强度畸高,超过了50%,远远高于国际上30%的警戒线。这种来自国家层面的人地错配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深圳城市容积率全国最高,深圳房价全国最高。

需要检讨的是,在深圳内部,这些年来也发生了“人地错配”的问题,主要表现是,在工商产业遭遇经济滑坡挤兑的背景下,工商物业却开发力度过大,导致平均空置率高达20-30%,而在人口暴增的背景下,急需的住房开发则力度过小,2019年之前,每年的宅地供应和新房上市总量仅为北上广的不到十分之一和大约三分之一。与之相伴生的问题是,为市民提供社会化服务的教育、医疗、文体等公共配套建设也大幅落后于北上广。这种城市内部的人地错配也加剧了深圳房价的上升。直到2020年以后深圳的宅地供应才有了明显增加。

深圳的困局不止这些,但这几点是突出问题。

透过今年一季度相对低迷的2%的经济增速,我们不仅看到了疫情和外部压力的干扰现象,更看到了深藏于深圳内部的一系列问题和困局。事实上,无论是内部问题还是外部困局,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回顾深圳经济特区四十二年来的发展历程,问题和困局从来没有中断过,只是各个时期的问题和困局有所不同罢了。真正最重要的、急需引起深圳人警惕的问题是:

为什么敬畏市场的深圳如今内地化现象日益突出?

为什么深圳当年敢闯能创的精神如今出现退化?

为什么深圳强大的民营经济普遍呈现彷徨心态?

为什么深圳业界在外部高压下出现无奈退缩现象?

为什么“人地错配”导致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在深圳表现得相对严重?

这是貌似青春的深圳、号称敢闯能创的深圳无法回避也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因为,深圳从一出生就被国家赋予了特殊的改革开放使命,它决不能成为伪君子、矫情客、套路党和躺平族,因为国家和全国人民在持续关注深圳,在不停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深圳?

我坚定地相信深圳,因为,我是深圳人。无论是三十年前的20%多的超高经济增速,还是今年一季度的2%的超低经济增速,深圳都必须也能够从容应对,排险化难,敢闯能创,光明前行。

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深圳?需要一个继续充满青春活力的深圳,一个永远不会被虚妄的、毫无建树的套路拖垮的深圳,一个作为更大力度改革开放领军者的深圳,一个担纲先行示范区新重任的深圳,一个能够依赖强大内在韧性动能化解任何风险的深圳,一个永不满足现状而持续闯与创的深圳,一个值得国家和全国人民长期信赖和支持的、作为未来全球标杆城市的深圳。

在今天这个颇具特别意义的五四青年节,让我们再一次给青春之都深圳行注目礼,让我们看着它如何在新一轮风雨过后重启彩虹,让我们对深圳的每一步解困和成长都报以真诚的祝福!


责任编辑:李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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